为什么中国搞不好足球？
中国是一个具有强大执行力的国家，这点从抗疫中就能看出来。 中国足协要推行新政，让中超联赛更加商业化，更具吸引力。这个想法没错，但是具体实行过程中出现了偏差。 首先就是降薪，疫情导致各个企业都出现现金流的问题，这时候足协带头降薪50%，其他企业纷纷响应，这才是有执行力的体现。如果此时足协要求球员和球迷一起承担损失，相信绝大多数人不会反对。 然后就是限制外援。中超联赛在外援人数和强度上并没有明确限制，导致联赛对外援的依赖程度过高。疫情期间国外联赛都处于停赛状态，这时候我们足协及时出手，控制外援人数与强度，为联赛重启做了充足的准备，同时也保证了本土球员的比赛时间和球龄。 如果这一政策继续实施下去，并加大限薪的力度，我坚信本土球员的水平一定能提高。 但是这个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走样了。足协官员拿着有限的资金去投资建队，希望用经济杠杆推动球队进步，但是这个资金的使用并没有得到严格的管理与监督，导致这笔资金被某些利益集团窃取，而真正需要资金帮助的俱乐部却得不到帮助。
其次，青训建设是足球改革的重中之重，这里涉及到人才培养、选拔、输送链条是否畅通的问题。培养优秀的足球运动员不仅需要专业的技术指导，还需要丰富的赛事经验以及心理干预，这些人才现在国内稀缺，有些甚至根本没有。青训基地的经费保障问题、训练比赛问题的解决都是摆在足协面前急需要解决的问题。 目前来看，中国足球的改革在继续，但效果还看不到。
有人从体制上找原因，认为中国的足球管理是二元的，专业队和地方队共同存在；有人拿运动员的个人条件说事儿，认为跟西方人相比，中国人就先天不足；还有人归咎于中国文化的“内敛”特征，认为中国人缺乏“张扬跋扈”的张扬之气。
其实，上述分析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们似乎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本质。在我看来，中国搞不好足球，归根到底是一个“心态”问题。这种心态即中国人尚武的“血气”不足，过度“文弱”。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度，自古以来，我们便有“礼仪之邦”的美誉。长期以来，中国人崇尚文教，重视道德教养，而相对轻视武备，注重和平，相对轻视战争。这种重文轻武的民族性格，一方面，使我们的文化能够连续发展，源远流长；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在尚武之族进犯时不堪一击，屡屡受挫。
这种“文胜”的民族性格，自然影响到现代体育——足球运动的发展。如果翻翻中国体育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运动员在那些主要靠个人意志或在近似于“单打独斗”的场合里取得重大胜利的体育项目中，比方说，乒乓球、羽毛球、体操、举重等项目中，都取得了十分优异的成绩。
而在那些充满对抗性、需要团队密切配合的体育项目上，如足球、篮球，我们则乏善可陈。造成这一反差的原因，是我们的民族心理更习惯于“内向”地处理问题和应对挑战。在那些“内向型”或相对静态的体育运动中，我们习惯于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用自己来约束自己，用自己战胜自己。
但足球运动是高度对抗性和团队性的运动，它要求所有的参与者都要把注意力集中到外面——对方身上，而不是自己身上。只有这样，才能在对抗中进退有据，攻守自如，才会“攻其不备，出其不意”。
可以这样说，我们在足球上缺乏的是古时候“将军”所具有的一种品格。古人讲，“将者，秉威而服众，负重而强立”。作为一个称职的将领，他不仅要富有血气，具有雄心壮志，能够做到“视死若归”、“重义轻生”，具有为达目的而不惜为任何牺牲的勇气；而且他也应富有智慧，具有“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才干，具有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决胜千里的能力。“智”与“勇”缺一不可。只有将二者融于一身的“猛将”，才能“战必胜、攻必取”。
然而，由于中国缺乏“尚武”精神，缺乏敢于“虎口拔牙”的胆识，缺少“血气”，养成了不善“外向”处理问题和应对挑战的民族心理。所以，我们在搞足球上总是力不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