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匪首传奇什么结局？
中国近代史上，民盟军妇兵团的女英雄不少，最出名的或许是李霞。李霞出身贫寒，父亲早亡，与母亲一同过活，13岁就被迫流落至重庆唐家桥码头做童工，受尽折磨。由于不堪忍受，她逃至上海，在舞厅内做陪酒女郎。命运的安排，使李霞日后成为民盟军妇兵团的一员。 1949年2月底，在“二五”战役（1949年2月初，解放军在贵州省发起了“二攻遵义”战役，2月5日解放遵义。1949年2月底，解放军又发起了“再攻遵义”战役，当日解放遵义）中，由于叛徒带路，李霞被解放军俘虏。经过一个月的战地营救，才将其救出。不久，李霞在上海与地下党员卢子英结婚。
1950年，李霞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卢子英曾任江西冶金部主任，国家经贸委处长，中国冶金进出口公司董事长、总经理。1983年因患心脏病去世，终年64岁。夫妇二人合葬于北京凤凰山陵园。1954年李霞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纺织工业部机织工业处处长。1958年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委员会投资管理处任处长。“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1969年8月19日去世。
女匪首胡香谷的结局
胡香谷，女，又名王桂仙，1885年生，湖北汉川县人。因嫁至胡家湾，复名叫胡仙桂。17岁时，嫁给了本乡田家沟王姓人家，丈夫名叫王渊博，是一个秀才。婚后夫妻俩在湖北各地私塾教书。1910年，王渊博因对清朝官吏不满，弃教回乡，闭户读书，潜心研究墨家学说，并借咏《墨子》诗句“兼爱定同情”，自号“兼爱轩”主人。胡仙桂则协助丈夫经营“兼爱轩”。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后，湖北巡抚袁世凯调兵至孝感镇压革命的湖北省民军。福元镇总兵谢文东在花园镇设下埋伏，击毙袁世凯的得力干将、奉命镇压民军的混成协统领曾乃鲲。义军俘虏了曾的副官刘月亭。刘月亭是胡仙桂的丈夫王渊博的姨表兄弟。胡仙桂将刘月亭氏救出火坑，并让刘与其夫王渊博一起，在“兼爱轩”协助自己经营。
1912年，胡仙桂与王渊博迁居湖北省应城市长江乡新胜村。1913年，应城知事孙锡銮派人到胡家收税，胡仙桂与之争执不休，结果，县知事被撤职，胡仙桂名声大振。
自此以后，胡仙桂以种田、酿酒为业。因她是独生女，再加上她自幼受到优良的传统文化教育，性格性格十分硬朗。凡是邻居乡亲有求必应，而且对待上下左右都一团和气。时间久了，竟成了长江乡的“保护神”。
1914年，长江乡团总龙世辉看中胡家的地盘，想以此建一座私邸。胡仙桂知道后，当即出面干涉，不仅未获成功，反被龙世辉骂得个半死。后来，龙世辉家发生火灾，胡仙桂前往龙家助祭，送丧，并与龙家结为金兰之交。时人对此无不惊异。
1915年，应城知事姚汉鼎上任后，为扩充县城规模，将长江乡的18个自然村庄强行划人县城。胡仙桂得知后，亲自出马，与姚知事争执，结果城未增，村未扩，官百姓蒙受了损失，均无不为之叹服。
同年秋，长江大水，灾民过万。地方官吏以田赋不明为由，拒不发饷。胡仙桂冒雨迎汛，在田野村庄查灾抚恤，并到官府县衙告状，总算把灾赈领到手。结果，她遭到知事何敬恬的忌恨，竟被撤掉了秋借田赋的差事。
正当何敬恬打算对胡仙桂下手时，岂料却被御史袁传复看中，纳胡为妾。袁传复字伯符，浙江绍兴人。因在江南创办纺织新法，有“纺织大王”之称。袁传复第一次婚姻不幸，原配发妻徐氏病故。他伤心欲绝，离家出走，长期住在南京鼓楼酒吧里，借酒浇愁。后来结识了驻南京的湖北巡抚俞敷曾（胡仙桂的表叔）的三女儿俞慕芳，俩人结为夫妻。俞氏因患肺痨病，长期治疗不愈，俞敷曾遂将女儿托交好友袁传复抚养。袁传复为取得俞蕴芳的欢心，改名袁梦鹤。婚后不久，原配徐氏生子袁嗣武，继娶俞蕴芳生子袁传绂。1918年，袁传复在南京第二次娶妾胡仙桂，添子袁传绂。四年后，即1922年，袁传复又复原名。1923年，浙江警备军校长林之江出任湖北长阳知县。在长阳，林之江与长阳女侠邓玉芳恋爱，并纳为妾。林之江被迫去职，此后抑郁而终。邓玉芳苦守空房，后也被袁传复纳为妾，并生有一子。
胡仙桂跟着袁传复虽然受到一些委屈，但毕竟过起了人上人的生活。从1919年起，夫妻俩在南京、镇江经营“庆丰烟厂”，后来又开煤炭公司在镇江、新开酒坊在如皋，获得巨大利润。
1931年3月22日，长江中下游地区二十六个县的受灾农民四万多人在南京举行盛大示威游行，要求改革田赋制度。国民政府紧急动员边防军十个师强行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柳河血案”，在游行队伍经过城门洞时，边追捕农民，边向人群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一百三十三人，打伤三十二人。这次惨案中，独子死的鄂西沙市团总李元忠和团务干事李元福；湖北石首商人唐西园，带钱到南京买粮，被枪杀在金陵饭店；沔阳商人陈树藩被枪杀在汉口楚街。柳河惨案发生后，以邓玉芳为首的湖北地方妇女团体“湖北抗战妇联”，先后在上海、南京、武汉、杭州、镇江组织了五次声讨国民政府暴行的集会。这些沉重地打击了国民政府的法西斯统治。
在此期间，胡仙桂与邓玉芳时常进行联系，并一道前往汉口、南京等地，以做生意为掩护，暗中了解国民政府经济情况，搜集财政经济史料。同时，她还经常从南京、镇江和上海等地购买书刊，秘密送往重庆、西安、武汉以及西南、西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捐献。
1936年，胡仙桂与袁传复在汉口义源里设“兼爱诊所”，利用医术为掩护，暗中为革命志士送医送药，支持地方抗日团体活动，并为新四军募捐钱物。胡仙桂、邓玉芳还经常从上海、南京等处买了许多“飞货”，秘密运往西安，济助红军。她们此举不但没受到汉奸特务的牵连，反而还得到日军总部嘉奖。真可谓奇哉！
1940年5月，姚梓兰（袁传复的长女）与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八路军新四军联络处主任林吉甫结婚，胡仙桂将贺礼布帛百余匹，银洋一千元，价值达两万多元之巨。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了。林吉甫接受贺礼后，即将所送布帛银洋，分别捐献给新四军和八路军。
为支援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和国民党抗日部队，胡仙桂和邓玉芳变卖了家里的房地产，筹措了100万真金白银和一大批医疗物资，还通过秘密筹组“中日妇女友好协会”等组织，进行抗日宣传，为慰问抗日前线的官兵、慰劳在淞沪浴血抗战和国府正面战场作战的官兵，募捐了大量的资金和物资。
袁传复以开烟厂和开煤矿的盈利为基金，又增加由胡仙桂变卖家产和募捐而来的巨额资金，建立了“袁氏基金”，用以支持抗日战争。之后，从1937年到1943年，他以基金会为基地，网罗社会上一批党内外爱国民主人士和著名学者，秘密进行对日抗战和反对对内作战的“抗日反内战统一战线”的谋划和筹建工作。
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华民族空前团结抗战，中国国民政府实行全国总动员，对日抗战。此时，袁传复在政治上倾向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初期，派人和新四军五师联络，支援新四军；在民族大义面前，坚持“反共”、“灭共”、“限共”、“息战”的“袁氏统一战线”主张，“曲线救国”。在抗日战争中，袁传复家族从人员伤亡到财产损失都是巨大的。特别是其长子袁嗣武在驻伊朗大使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