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山为什么给上海？
“洋山”的来历和上海开埠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它与苏州也有一段千丝万缕的联系。 明朝中后期，苏州、松江等地经济发展迅速，已成为江南财赋重地。但这样的繁华却引来了朝廷的忧虑。因为这些地方的繁荣主要得益于手工业和海外贸易的发展，而这两项产业又是朝廷最担心被民间掌握的产业。于是从嘉靖二十七年（1548）开始，朝廷在苏州南部和松江一带陆续设立了“官办”纱绢局、矿课局和煮海为盐局等，企图完全控制这些地方的经济命脉。
然而，这种官办企业效率低下，无法与民争利，加上经营不善，到明末已是负债累累。清康熙初年，两淮盐政李树桂上奏朝廷，提出将两淮池盐改为滩盐，让商民入股，以资鼓励。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了朝廷的批准并迅速实施。由商民出资凿池堆堤，利用自然条件晒制海盐，每石食盐按一定比例上缴税银。这样的做法大大促进了江南地区盐业生产，所产食盐除供本地消费外，还远销北方及蒙古地区。
不过，朝廷并非完全放任自流，他们通过设置总商、巡盐御史等方式对这项产业加以监管和控制。在松江府城（今上海市松江区）设总商，管辖江苏、浙江两省的盐业生意；在每座码头设立一个“司亭”，选商人中的“士子”担任司亭，负责日常监督；在每袋食盐中夹带一枚纸片，写明产地、成分、重量、价银等信息，上交后由相关部门核对查验。
除了掌握经济命脉之外，盐业税收曾是明代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据史料记载，明朝每年光盐税就高达200多万两白银，占全国财政收入的3%强。 到了清朝，实行的是督销制度，也就是由地方官监督销售，卖多少决定买多少，实际上是由地方政府掌控了销售手段。同时，为了防止私贩，规定食盐一律集中装载，由官方颁发专营牌照，允许商贩贩卖，但是必须凭照批发，不得零售，且价格由官方订价。
事实上，这种由官方垄断市场的方法的确起到了遏制走私的作用，保证了朝廷对这一重要物资的控制权。但到了嘉庆道光年间，这种专卖体制开始恶化，腐败问题凸显。有资料显示，当时有3/4的食盐利润被各级官员侵蚀，真正到达生产者的手里不到1/4。 为了谋求利益，一些地方官员甚至不惜血本，以低价购进，高价售出，赔本赚吆喝的方式大肆倒卖，以致于出现了“官卖盐值，亏空帑金，如常例输纳，即所征之数，亦不足抵补”的荒唐局面。